专题梳理 | 政治传播
23华科新101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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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回复“实务批改”，实现实务弯道超车
后台回复“论述批改”，锻炼答题意识与技巧
政治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华科新闻学院很多老师，如张昆、张明新、何志武、王昀等多位老师的研究方向也都与此相关。因此，对于报考华科新传的宝子们而言，政治传播是一个不得不复习准备的专题。
01
政治传播及其相关概念
所谓政治传播，实质上是人类的传播活动，只不过其传播的目的是“政治”，传播的过程是“政治传播”。学界对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也存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种视角。政治学视角将政治传播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或政治行为，而传播学视角将政治传播理解为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荆学民教授认为，这两种视角都带有一定的“学科偏狭”，他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运作的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即政府（政治家、政治组织等）、媒体（通常是大众传播媒介）、公众。政治传播可以看作是这三个要素之间进行政治信息传播和反馈的过程。任何性质的政治的政治传播中，都同时存在政治宣传、政治营销和政治沟通。
政治宣传的本质是通过意识形态不断地构建和维护特定政治的合法性，构建和传播政治共同体所赖以存在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其机制是把一种有选择的政治信息输送给受众，从而使其在一种政治的不确定性中获得确定性。从结构上来讲，政治宣传具有五个要素，明确的宣传主体、自觉的政治意图、系统的组织结构、受管制的媒体、特定的政治宣传受众。
政治营销多在竞选性政治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竞选性政治国家的国内政治竞选和国际政治影响力建构中担当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为借力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扩散政治影响的政治传播形态。表面上看，政治营销不再像政治宣传一样将公民视为被动的政治信息受众，而是具有主动性的政治信息消费者，政治组织、媒介机构成为政治信息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使受众更自觉地接受所传播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但实质上，它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交织的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借助于政治传播对过去所依赖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途径的突破，实现对政治宣传在否定之否定后的一种螺旋式回归。它仍是一种政治信息的“单向流动”，只不过是传播主体事先更加了解和掌握营销对象的政治需求。
在现有政治学语境中，政治沟通存在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维度上，政治沟通就等同于政治传播。政治沟通可以氛围外沟通和内沟通两个层面。外沟通包括执政党（政府）与其他党之间的政治沟通以及政府所代表的官方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内沟通则主要指政党或政府内部的政治沟通。相比于政治宣传和政治营销，政治沟通更注重于政治运行中政治信息输出后的结果，注重传者与受者通过政治信息“解码”后所达成的共识。
政治传播的研究源流
政治传播的考察视角
关于“对外的政治宣传机遇与挑战”这一视角，在之前的“国际传播”专题梳理中有进行整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02
# 西方总统选举的媒介效果
这一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媒体对民意的影响，即不同媒体对民意影响的影响效力，以及这种效果是如何产生的。围绕此，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比如两级传播、意见领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等。
Part.1
传统媒体在大选中的角色和作用
传媒在总统选举/舆论战中的功能和影响
塑造候选人或他者的形象：报纸、广播、电视（理论支撑：框架理论、媒介事件）
传播有关总统选举的各种信息
（理论支撑：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
检测环境和意见气候，增强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使候选人通过传媒及时掌握选民心理和要求
（理论支撑：环境监测功能、意见气候）
传媒与总统选举背后的政经控制
政治：大众传媒成为了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利用的工具
经济：大众传媒在选举中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高了金钱在政治中的地位，为利益集团对选举施加影响打开方便之门。
Part.2
新媒体在大选中的角色和作用
旧舞台失落与新舞台崛起
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在其中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更改变了社会运动的动员机制，对于快速形成群体意志、扩大运动规模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速度、组织动员群众、进行舆论导向、政治利益博弈等方面的潜能是传统媒体所不可比拟的。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在给公众提供了解政治事件以及领导人主张的同时，也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更多进行政治宣传、政治营销的渠道。传统媒体时代借助报纸、电视等媒介进行政治宣传、政治营销的方式是单向而被动的，但在新媒体时代，政治人物借助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宣传、政治营销不仅可以拉近与大众的距离，而且还可以精准及时地获取到大众的反馈，从而对自己的宣传营销策略进行针对性地调整。
新媒体成为情绪释放与政治表演的营销舞台
社交媒体助长了政治传播对情绪的诉诸与表演手段的运用。具有理性、逻辑、确定性的技术特点的互联网技术反而孕育出情绪性、表演性的传播特点。例如特朗普在大选中通过社交媒体和竞选辩论等途径，借助情绪化的表达攻击美国的精英建制派及代表精英的传统媒体，借助媒体表演的娱乐化、戏剧性成功抓住了受众的眼球。
操纵真相与控制民意
算法形成的“信息茧房那个”常常被纳入由政治精英或商业集团控制的利益交换系统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传统媒体的传播格局变得支离破碎，具有鲜明情感导向的后真相新闻激增导致了公众热衷于在算法的过滤泡中寻求真相，算法因此也成为真相的仲裁者。在以“雄辩胜于事实”为基本特征的后真相舆论空间中，观点往往比客观事实更具吸引力，这使算法技术操控下的舆论之战、政党之争形成一种基于社交媒体的新奇观。
03
# 网络政治参与：后真相政治
Part.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
“后真相”是研究以脸书、谷歌等平台型媒体为主导的新型政治传播生态的主要切入点,具体而言是指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当下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乃至阴谋论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的观点或偏见,或为攻讦抹黑对手,或为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受众在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日趋消解的状况下,难以个人能力辨别观点真假,往往服膺于社交媒体“小圈子”中散播的情绪、立场或刻板印象,从而做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主观判断。借助于社交媒体海量传播的“后真相”使得西方主流社会引以为傲的“知情的民主”最终演变为“盲情的媒主”,导致“黑天鹅”式的事件和人物频出成为政坛的“新常态”。
Part.2
后真相政治产生的现实动因
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化日趋恶化
基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分化是“后真相”问题的现实土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爆发、信息技术颠覆性变革的多重冲击下，全球各国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下层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极端情绪泛滥成灾。这就直接激发了传统社会有机体的分裂和解体，造成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
媒体垄断催生的恶性竞争愈加严重
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各国政府相继放松对媒体经营的管制权。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媒体机构的盈利倾向、垄断趋势不断强化。逐利与垄断不仅未能增强媒体报道的水平与层次，反而为深入准确和客观公正的报道造成了阻力。在竞争格局下，作为企业的媒体为了追求经营效益，为了追求时效性，满足受众趣味的广泛性，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和事实获取的客观性，大量裁减驻外记者，严重依赖廉价的网络信息资源，“以顺应技术发展的理由裁人调岗，以适应社交媒体发展趋势为名简化内容审核流程”，从而丧失了新闻真实性的保障。
互联网技术革新带来的政治传播的迅猛转型
社交传播途径的更新，信息分发机制的变革，直接形成“新媒体赋权”的新格局。由于网络内含的开放、互动、扁平化与共享性等特征，公民个体与社会组织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获取信息、参与表达直至付诸行动。公共领域内，所论议题范围、发言人资质均没有任何限制，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舆论局面正在形成。然而，随着传统知识和媒体的权威渐失，包容开放和理性反思的政治文化却未能形成。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
社交平台导致的认知偏见的无限扩大
在传统媒体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民众很难以个人能力辨别各种信息的真假、各种观点的优劣，反而更容易接受社交媒体圈里散播的情绪、偏见和立场。一方面是虚拟网络的无限扩展，另一方面却是交往圈子的日趋紧缩。在极具部落化、私人化色彩的“圈子文化”里，由于圈内人原本具有相似的价值观，每天接触的讯息经过“立场的过滤”，与他们相左的观点逐渐消弭于无形。社交媒体的同质化倾向，信息呈现的简缩性、直观性，反向促成了现代政治的极化趋势。
Part.3
后真相政治的特点
价值先于事实，真相让位于情感
“后真相”时代，事实与价值并非完全等价，甚至价值先于事实并指引事实。在事实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民众对事实充满敬畏;而当海量信息充塞网络时，观点、意见、看法和信念的重要性开始强势攀升。在“前真相”时代，谁拥有真相，谁就掌控民众;在“后真相”时代，谁更有热情，谁更富创见，谁更具感召力，谁就拥有更多民众。在信息爆炸、众声喧哗的自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的编排与阐释甚至故意扭曲和篡改，其自身已面目全非，真实难再，且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和立场。
传统政治传播格局解体，
新兴社交媒体生态日臻成熟
自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垄断的政治传播格局。政治传播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登高一呼的不再只是精英群体，普遍民众开始和政府机构、主流媒体共同携手参与信息的传播。普通民众开始在网络舆论中占据更广阔的空间，拥有更雄厚的群众基础，营造更广泛的民意氛围。传统主流媒体的“一言堂”开始让位，新闻传播进入新兴自媒体的“草根时代”。
大众政治引发精英群体溃退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出现，广大民众可以借助互联网直接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政治精英来间接介入政治生活，大众政治从而走上前台。与由精英掌控政治传播基调的传统时代相比，网络时代的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更为通畅、更为便利、更为高效，但也更为随意、更为任性，真实性、客观性和规范性较差，这就容易出现价值先于事实、观点重于真相、情感掩盖理性、立场压制一切的现象。而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曾被视为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精英色彩被大众元素无限稀释、消解的“后现代”进程。
“后真相”导致“后政治心理”出现
“后真相”时代最容易激发的是怀疑心理。最初步入网络时代的民众，以个体批判和质疑为主，在社交平台的加持功能和“回音壁”效应下，个体质疑升级为集体质疑，“在集体力量的影响下，很多网民会强化、放大质疑的心理，甚至可能会形成质疑一切的偏执”。与怀疑心理相伴而生的是从众心理。由于害怕被边缘，害怕被遗忘，人们更倾向选择服从主流价值和正统观念，自愿或被迫表现出与群体一致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由于信息超载，有效事实相对匮乏，民众在理解和认识自身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时，往往不自觉地将个人情绪、态度和愿望转移到他人身上，或者将他人的境遇、危机投射到自己身上。这种投射心理，成为传言、谣言和虚假新闻的原动力。
Part.4
后真相政治的现实危机
“前真相”政治是一种诉诸理性的政治，而“后真相”政治是一种诉诸情感的政治。“后真相”政治为传统政治设定了全新的议题，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更引发了全方位的危机。
理性坍塌
“后真相”政治暗含政治泛娱乐化，必然带来科学精神的陷落和理性主义的坍塌。“后真相”的重要支柱是情绪、情感、成见等非理性的、隐匿的、飘忽不定的非客观因素。面对国内外一些公共事件，部分网民表现出来的反主流、反精英、仇官、仇富，既是极端民粹情绪的激化表达，也是虚拟世界集体非理性的自然显现。
信任异化
“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水平下降，媒体职业道德丧失，使得媒体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不断削弱。结果是:面对无关痛痒的媒体报告，民众渐渐失去对媒体的信任;而脱离了民众的媒体，也只能接受被民众抛弃的结局。当信任异化、信任功能缺失的时候，政治信任便处于真空状态，如果不能及时填补，就会导致谣言认同、犬儒主义、民粹情绪泛滥等现象的出现。
道德相对主义泛滥
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结构的扁平化，使部分民众产生道德相对主义的错觉。他们对客观事实和新闻报道并不在意，更乐于浏览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新闻信息，即便报道内容已被确认与真相不符，他们仍倾向坚持自己的既定观点与道德评判。在道德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部分民众越来越注重个人感受和自我欲望，推崇私利优先和娱乐至上，甚至走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现代歧路。
“第三种现实”滋生
现代互联网技术使信息传播更加快捷、高效，却无法保证信息内容的真实、客观，由此产生“第三种现实”，它基于事实又偏离事实，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既有理性化的推衍也有情绪化的表达。这一另类现实的存在，极大加剧了当代政治的碎片性、浮动性和不确实性。
Part.5
后真相政治的应对之策
“后真相”是现代政治的普遍性困境，并非欧美发达国家所专属。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所受冲击和挑战也相当明显，如何应对它是新时代政治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建构共享、发展的利益格局
“后真相”现象之所以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极化发展趋势严重。建设机会均等、包容开放、共赢共享、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为更多的人提供发展机会，为更多的人提供共享的空间，对应对“后真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多途径应对“后真相”对新闻客观性的冲击
主流媒体要坚持核查原则和透明性原则以保障新闻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社交媒体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意识到自己手中巨大的媒体权力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通过改进算法设计和加强人工监测等手段强化新闻真实性的核查和高品质新闻的推送，同时也给传统主流媒体注入内容生产的动力。
营造包容、规范的公共领域
开放、成熟、有序的公共领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必要元素。公共领域若参与度不够，没有生机和活力，就会失去吸引力、公信力和合法性。一方面需要借助宣传教育，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同时也需要借助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公民行为，约束并防止过激言论和极端行为。另外，将道德理性与民主观念的提升有机结合，培养多元宽容、文明理性的网络行为，引导网民理性表达，促进网络舆论的理性化，提升公民对网络规则与民主程序的尊重和理解，强化责任意识与规范意识。
04
# 中国的政治沟通与舆论引导
Part.1
中国政治沟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政治沟通存在先天不足
社会转型期既存的结构性矛盾容易产生冲突和对立；官方与民间缺乏稳定、有效的对话和互动机制；地方媒体再敏感议题上操作空间有限，容易造成信息真空。
新的技术环境带来了挑战
首先是算法对信息的遮蔽，算法推荐的技术漏洞对政治传播主体产生了信息误导。算法推荐技术是建立在大数据抓取基础上的数据分析，算法数据具有片面性和不确定性，并不是所有的公众意见都能够在网络空间得以呈现，呈现在网络空间的信息也可能是经过一些传播主体或者网络平台筛选的结果。
其次，新媒介技术激化了情绪化传播。情感传播模式的引入提高了政治传播的影响力，增加了公众的参与度，同时强化了公众对公共传播主体的政治认同。但另一方面，情感传播的过度渲染使得政治传播的价值受到挤压，情感共鸣模糊了公众对信息内容的判断能力。而且网络的虚拟性使得公众的自我道德约束力降低，公众将一些现实中的非理性行为采用隐匿传播方式，不利于公共政治传播的舆论引导。
再次，新媒介技术激化了群体极化的风险。主力网民群体彼此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过度互联”的状态,极易形成异常敏感的风险认知共同体,而风险感知度越强,就越容易受同群转发及评论行为的影响。
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机遇
首先，新媒介技术丰富公共政治传播的传播方式。新媒介技术为公共政治传播赋能，政府组织利用新媒介技术，将新兴媒介与传统政治传播相结合，采用多种政务传播方式，利用两微一端、短视频、AI、AR、VR等技术能够快速传播政务信息，增加用户互动，创新固有的公共政治传播方式。
其次，新媒介技术提高公共传播的信息收集能力。新媒介平台不仅为公共传播主体的信息宣传提供了出口，也为公共传播主体收集公众意见提供了入口。公共组织机构利用新媒介技术，借用新媒介平台，采用公共传播方式，既能将政策信息快速地向社会公众扩散，同时也能利用媒介窗口将社会信息向公共决策主体收集反馈，公众在新媒介平台的政治参与成为公共传播主体发现问题的“显微镜”和“晴雨表”。网络空间成为公共传播主体信息传递的土壤，也成为公共传播主体获取民情、汲取民智、作出意见决策的信息依据。
另外，新媒介技术为公众表达自由和信息监督搭建桥梁。新媒介技术使得公众可以通过新媒介平台实现与公共传播主体的直接对话，公众可以通过新媒介平台对公共政治传播信息进行监督。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匿名性、低门槛的特点，相比于现实世界，网民在网络空间发表政治观点更加多元，更具有特定性，有利于实现对公共传播主体的权力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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